最高检：“帮信罪”已成我国第三大罪名，呈现低龄化、大量学生涉案特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（以下简称帮信罪）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（九）新增罪名，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，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、服务器托管、网络存储、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，或者提供广告推广、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，是电信网络犯罪的重要“帮凶”。2019年11月，最高检联合最高法制定出台《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明确了帮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有关司法认定问题。近年来，特别是2020年10月“断卡”行动以来，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信犯罪案件上涨较快，目前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3的罪名（前两位分别是危险驾驶罪、盗窃罪）。检察机关2022年上半年起诉帮信犯罪6.4万人，有力促进电信网络犯罪源头打击治理。办案发现，这类犯罪案件高发反映出的社会治理问题也值得关注。一、帮信罪案件基本态势从发案数量看，今年以来起诉帮信罪数量持续下降，但整体仍在高位运行。从2015年刑法增设帮信罪至2020年10月“断卡”行动前，检察机关共以帮信罪起诉6000余人。“断卡”行动以来，起诉人数直线增加，尤其是2021年逐月上升，共起诉近13万人，是2020年的9.5倍。案件量上涨与“断卡”行动中执法司法机关加大对非法买卖“两卡”（即银行卡、电话卡）行为的打击力度密切相关。自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，起诉帮信罪人数环比逐季下降。其中，2022年第一季度环比2021年第四季度下降33%；第二季度环比第一季度下降6%。从起诉人员看，涉及地区范围广，多数系初犯。2022年上半年，检察机关以帮信罪起诉的人员涉及全国各个省份，特别是在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重点地区，帮信罪起诉人数也相对较多。从人员年龄看，低龄化现象突出，30岁以下的占64.8%，18至22岁的占23.7%。犯罪嫌疑人中，低学历、低收入群体占多数，初中以下学历占66.3%、无固定职业的占52.4%，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非法买卖“两卡”。同时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、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较高者涉罪人数持续增加，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开发软件、提供技术支持。起诉人员中，近90%没有犯罪前科，系初犯。从行为方式看，组织化模式较为常见，分工细化的特征突出。帮信罪多以犯罪团伙形式实施，如“卡农——卡商——卡头”的组织模式，分工相对明确，便于持续性、规模化为上游犯罪提供支持帮助。与传统犯罪团伙不同，帮信犯罪团伙内部不同层级、成员之间往往不曾谋面，平时主要通过网络以代号、暗语等方式联系，看似联系“松散”实则“心照不宣”协作紧密，打击难度更大；不同层级、不同成员往往同时为多个上游犯罪集团提供帮助，危害更大。从办理案件看，帮信行为所帮助的上游电信网络犯罪主要集中在电信网络诈骗、网络赌博等领域，其行为方式主要有三种：一是非法买卖“两卡”尤其是银行卡，为上游犯罪提供转移支付、套现、取现的工具，占起诉总数的80%以上；二是提供专业技术支持、软件工具，如GOIP设备、批量注册软件等，提高犯罪效率、降低犯罪成本；三是开发专门用于犯罪的黑产软件工具，如秒拨IP等，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。二、值得关注的问题检察机关发现，帮信罪案件激增背后，折射出一些社会治理特别是网络治理问题，有的问题还较为突出，需要加强源头管控、协同治理。一是三类人员涉案问题值得高度关注。第一类是在校学生。一些在校学生受老乡、校园周边不法分子蛊惑，出售、出租“两卡”，沦为“工具人”；也有在校园里招揽同学收购“两卡”，发展为“卡商”的。如某大学学生涂某长期在校园内外收购他人银行卡，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，同时唆使其女友万某（在校学生）向同学收购8套银行卡后出售。这些银行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，21名被害人向银行卡内转入被骗资金207万余元。第二类是科技公司从业人员。这类人员抱着“赚快钱”“炫耀能力”的想法，以“技术中立”为挡箭牌，实则沦为犯罪的“技术助攻”。第三类是通信、金融等行业内部人员。他们违反“实名制”等规定大量办理“两卡”并非法出售、提供，成为电信网络犯罪主要的工具输送渠道。如某通信公...